滚动2017年，中国非金融类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为1200亿美元，同比下降29.4%。这一指标的下滑引来市场的关注。是什么导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近三成的下滑？这一趋势还将如何演变？海外市场对中国投资者当前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？
4月9日，在博鳌亚洲论坛上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屠光绍对此表示，规模下滑背后，呈现了中国投资者更加理性、投资产业结构更健康的趋势，过去非理性的行为正在减少。他还强调，当前中国海外投资的体量依然很大，需求依然旺盛；管制与政策收紧并不背离开放的趋势，也不会对理性的海外投资形成限制。“市场的事情归市场，政府是从保证金融稳定和有效管理上采取必要措施。”
这一观点也获得多位外国企业和机构高管的认同。但中国海外投资同时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；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抬头，中国资本不仅要走出来、更要融进去。“未来十年会更加注重软实力，输出中国文化与输出中国资本同样重要。”FMG集团副董事长Mark BARNABA称。
海外投资更趋理性
在经历了2016年的井喷后，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在去年出现了明显下降。
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全年，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，新增了累计1200.8亿美元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。而在2016年，中国非金融类海外投资规模高达170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，中国海外投资在去年同比下降29.4%。
“尽管数字大幅下降，但请注意，2017年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依然有1200亿美元。这说明中国对外投资还有很大的需求，投资体量依然很大。”在博鳌论坛“海外投资：回归审慎和理性”分论坛上，屠光绍对海外投资这一变化较为乐观。
屠光绍表示，在过去海外投资迅速飙升时，非理性投资的行为也开始露头，主要表现在投资战略不清晰、不明确，与中国企业自身主业缺乏协同，亦有投资方式不有效等现象。此外，投前、投后管理中也存在很多不健全。大量对外投资的同时，没有达到投资目的的案例陆续出现。
而伴随海外投资热潮的回落，这一现象得到遏制和缓解。屠光绍表示，海外投资规模的大幅下降“可能是好事”，说明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变得更加理性。此外，从2017年对外投资结构来看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开始聚焦于主业，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分布都出现了可喜的变化。“中国海外投资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，现在更健康、更理性。”
市场需求并没有萎缩、投资结构更加健康，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海外人士的认可。泰丰资本CEO Andrew GECZY还提醒道，2000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只有10亿美元，此后增长明显，世界多个区域和国家也因此成为受益者。
规模的回落也曾引起争议，尤其是对于一系列海外投资政策的讨论。但在与会人士看来，政策并不会限制市场化的海外投资，更不会影响开放的步伐。
屠光绍强调，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发生新的变化；开放的内涵不局限在某一个层面，而是向更大幅度、更纵深的领域拓展。中国对外投资是开放的重要内容，这也意味着，中国将通过对外投资来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。在2012年时，多部委已经通过简化行政流程、推动政策支持等方式，鼓励对外投资。但从宏观的管理来看，开放同时也要保证金融的稳定，包括经济发展的稳定。
“不能简单地认为，管制和政策调整与对外开放相对立。市场的事情归市场，政府是从保证金融稳定和有效管理上采取必要措施。”屠光绍强调。
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名誉顾问、前会长氏家纯一也表示，中国海外投资在过去出现了迅猛增长，这期间出现不理性的投资行为非常正常，从资本外流、汇率影响等角度进行审慎和理性的监管，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氏家纯一更以日本的情况对比称，日本对外投资在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也曾经历过高峰时期，出现过资本外流、不理性投资抬头等现象。但在过去几年里，日本对外投资慢慢收缩并趋于理性，逐渐回归到技术研发等核心领域。这反而带来对外投资的又一次提升，当前规模甚至高于80年代末时的水平。其还预计，未来中国海外投资依然会继续蓬勃发展，这也会进一步改善全球供应链。
保护主义行不通
坚持开放的步调，中国海外投资主体更理性，投资结构更健康；但与此同时，也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。
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，是当前迫在眉睫的挑战。Andrew GECZY就表示，面对外来资本的直接投资，部分国家对航空、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行业格外重视，也极为注重拥有知识产权的行业及企业的保护。这会加大海外投资的难度。另外，也会有部分海外企业被收购后影响当地就业的现象，这也会加剧保护主义意识。其认为，各国对关键的基础设施、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很正常，但保护主义并不是一个长期趋势。“对中国企业来说，如何打造大型国际企业，这对于企业创新和管理上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新问题。”
